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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:政府需协调5G发展生态

admin 科技通讯 2020-08-11 02:44:07 4 0

原标题: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:政府需协调5G发展生态

自2019年中国正式解锁了5G商用,5G成为“网红”。进入2020年,5G建设潮不断涌来,各大城市纷纷部署落地5G基站。据广州市工信局统计,截至7月8日,广州已建成2.5万个5G基站。到2022年,广州将累计建成5G基站8万座。

近日正式印发的《广州市加快推进数字新基建发展三年行动计划(2020—2022年)》更是明确提出,广州要成为辐射粤港澳大湾区的全国首批5G商用试点城市和综合型信息消费示范城市。

在这场5G竞赛中,中国如何稳固占据“领跑者”位置?在众多城市之中,广州又何以突出重围?近日,南都记者专访了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。

邬贺铨。资料图,南都记者 梁炜培 摄

我国在芯片生产加工技术上存在差距

南都:您怎么看我国通信技术的发展水平?

邬贺铨:实际上从3G开始,中国就已经在移动通信技术标准上有了突破。4G的时候,中国已经发展了自己的移动通信产业,基本上达到和世界先进国家同步的水平。进入5G时代,中国无论是在标准方面,还是专利方面,又或是产业方面都走在了全球的前面。

南都:这是否意味着我国的5G技术、5G相关产业的发展也已处于世界领先位置?

邬贺铨:从整个系统技术而言,我国的5G技术确实走在世界前面,尤其在芯片设计技术上面一点都不落后,甚至是领先的。但也应该看到,5G本身是一个复杂的技术体系,我国在基础的芯片生产加工技术上,还是差得比较远。而且,在移动通信手机的操作系统方面,国产的操作系统还没有什么市场地位,所以在一些核心的、基础的技术上我们还是存在差距的。

南都:您提到的芯片技术正是一直被热议的“卡脖子”问题,差距在哪儿?

邬贺铨:中国的公司制作出的芯片是14纳米水平的,但国外已经是5纳米的水平,而5G的终端将来还是需要运用5纳米技术。从目前全球来讲,只有少数国家能够生产5纳米芯片的光刻机。这个技术实际上是工业技术、精密加工和精细化工技术的最集中的表现之一,虽然中国也能做这些化工材料,但在很多化工材料的纯度方面,我们还存在很大差距,比如我们目前只能做到99.99%的纯度,但芯片加工可能要求99.9999%的纯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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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5G基站要按需求、按步骤

南都:有观点认为,5G基站等新基建不应一哄而上,而应按需建设,您怎么看?

邬贺铨:现在5G基站的建设绝对不存在一哄而上,首先建5G基站是运营商自己出钱,没有动用国家的钱,其次,目前也没有大规模建设5G基站,今年仅仅是做到地级及其以上城市主城区的覆盖。中国到今年6月底有560万个4G基站,但是到今年底我们预计才能建成65万个5G基站,而未来需要的5G基站数是4G基站的几倍。

南都:那么我们是否应当鼓励各地加快建设5G基站?

邬贺铨:我认为这不是鼓励的问题。建5G基站要按需求、按步骤,对于5G技术需求不那么大,或没有需求的地方,不一定非要建5G基站。而且,这也是个逐步的过程。现在看起来沿海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建得比较多,比较积极,是因为这些地方有运用5G的需求。

南都:您说的需求是指产业方面的需求吗?

邬贺铨:现在5G技术才刚开始,主要还是面向老百姓的应用需求,但最终可能80%的5G收入要靠产业应用获得。对于很多人来说,5G仅仅意味着网速比较快,那还不是刚需。用5G一秒钟能下载一部高清电影,用一分钟也不是不行,何况现在不少用户4G流量还用不完。用户选择5G的理由更在于带来新的价值,也就是没有5G就不行。

比如我们想看超清视频,4G可能无法满足这个需求;4G也支持不了远程医疗时高清晰度的医疗影像资料传输;还有自动驾驶等需要快速响应,4G也办不到……这时我们就需要5G。简单来说,就是5G在一些消费应用上创造了价值,才会大规模推广。

南都:但5G目前正处于起步阶段,能够提升5G消费价值的业务似乎并不多,如何解决?

邬贺铨:这并不要紧,因为所有移动通信技术刚出现时,大家都不见得能清楚它们真正的价值。就像3G出现之后才有智能手机,4G出现之后才有短视频和共享经济,5G在未来也会产生出我们想象不到的业务。但没有5G网络基础,就不可能出现那些提升5G价值的业务。所以我们只能先建设网络,让5G具备一定的覆盖与用户规模,也让社会上的企业可以针对5G开发新应用,促进新业态出现。

以5G新业态发展数字经济

南都:在您看来,广州的通信技术发展水平如何?

邬贺铨:基本上与广州本身的经济水平相当,既没有显得过快,也不算落后,和其他同一梯队的城市相比,水平差不多。

南都:您认为广州发展5G技术的优势体现在哪儿?

邬贺铨:广州本身对通信技术和业务的需求量就很大。从全国而言,广东是移动通信应用最发达的地方,尤其以广深为代表。基本上广州也是最早使用前几代移动通信技术的地方。广州还是微信技术的发源地,广州聚集很多软件开发人才,在包括5G工业APP等新应用软件和新业态的开发上有很强的潜力。我相信,对5G,广州的需求还是比较迫切,在一定意义上说,运营商在广州建基站更容易得到回报,所以广州重视5G建设是很自然的,只是说并没有特别突出。

南都:既然5G基站完全是运营商自主建设的,那么政府能做些什么?

邬贺铨:目前,政府还是得先为5G基站的建设提供方便,基站的建设人员、运营商经常会面临一些困难,如5G基站要进小区,要建在一些楼顶,住户却对辐射有顾虑,既希望自己家里有5G信号,又不希望基站放在自家的楼顶,实际上中国的5G基站是符合辐射标准要求的,而且标准比欧洲和美国还要严格10倍以上;再比如有些小区的电费比国家电网的价格高,这对运营商来说也是负担,这些都需要政府来协调,来解决基站进小区的一些难题。我也知道现在很多地方都出台了促进5G相关产业发展的政策,但政策出台后,实际执行时也还会有很多具体的难题。 政府可以通过智慧城市的建设为5G的应用提供更多的场景和市场。

南都:广州可以从哪些方面提升以5G为代表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

邬贺铨:提升5G技术不是单个城市就能做到的,但城市可以创造5G新业态,如智慧医疗、智慧交通、智慧环保、智慧安防等,这些都可以用到5G,与此同时,这些维持城市运作的领域也是政府需要做的事情。政府要利用好5G把本身就要做的事情办得更好、更方便、更先进,为老百姓提供更好的服务,这是有必要的。所以实际上5G还有更重要的效用——怎么形成城市治理、城市服务。广州是制造业城市,目前面临数字化转型的迫切需求,5G载物上云融智赋能将促进工业互联网的发展,要抓住这一机遇,营造两化融合的生态,夯实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。

南都:政府应该更加身先士卒应用5G?

邬贺铨:对,政府可以先于产业发挥5G的效果。首先,政务应用由政府投资、面向政府,而产业应用需要取决于不同企业的投资意愿。其次,政府应用相对产业应用而言没那么复杂,它主要用于办公和服务,比较容易实现。第三,5G对于改进营商环境,优化城市治理和普惠民生服务都是有效的手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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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筹:裘萍

执行统筹:南都记者冯芸清 江英

采写:南都记者冯芸清 实习记者梁思华返回,科技大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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