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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ikTok为何无法成为华为?

admin 科技创业 2020-09-04 02:46:06 1 0

原标题:TikTok为何无法成为华为?

2016年,刚刚完成B轮融资的黄峥还是个nobody。为了多露脸,他前往央视节目《对话》,坐在观众席前给人当嘉宾。

那天的主咖是张一鸣。彼时的今日头条还没改名,刚拿到110亿美元估值的他,和美团、滴滴一起,组成了向BAT发起挑战的TMD联盟。

在谈到“今日头条如何对战BAT”时,黄峥抻了抻西装,接过话筒提出了自己的建议:

“更加激进的全球化!”

“相比上一代互联网创业者,我们这一代有更大的全球化视野。更早的接受国际咨询,全球化的机会也更大。”

张一鸣大约真的听进去了。

四年后,特朗普在总统专机“空军一号”上裁定了字节跳动海外业务的命运,决定禁止TiKTok在美运营。

公众还没来得及惋惜或愤怒,新的消息又一次传了回来:字节跳动同意完全剥离TikTok的美国业务。

情绪还未发酵,字节方面就要强行结尾。

那对不起了,要么是帝国主义,要么是软骨叛徒,今天必须有一个被骂死在这。

情绪这东西很难急刹车,公众情绪尤其如此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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舆情汹涌,不禁让人联想到近两年华为的境遇。

作为黄峥口中的“上一代互联网创业者”,任正非展示出了更高的微操技巧,在更加严峻的局势下,依然顶住了压力。

甚至在关键时刻可以反手掏出一个“备胎计划”。一招“我预判了你的预判”,看得大伙儿热血沸腾。

两相对比之下,张一鸣不到五小时就“投降”的操作实在扫兴。

个中差异,人们分别从“too young too simple”、“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”乃至“人品问题”等多个宏观角度进行了解读,咱们暂且不论。

凑近来看,这两个企业在股权结构的差异性,核心竞争力在生产关系中的所处位置,赖以决策的历史信息等诸多因素,已经在本质上决定了:字节跳动无法成为华为,也不可能扮演华为曾扮演过的角色。

01 客观结果上,华为已经同“民族之光”牢牢绑定。

但在任正非的对外讲话中,“华为是全球公司”、“美国是学习榜样”等语言口径,从来都是一以贯之。

如果以传统贴标签的手段来论,任正非可以说是典型的“精美公知”。

1994年,任正非在华为内刊《华为人》报上发表文章《赴美考察散记》,热情讴歌了美国的城市、秩序、文化乃至美国电影。

1998年,《华为人》第063期,任正非撰写并发表文章《我们向美国人民学习什么》。

此外,诸多内刊文件中都清晰记录着任正非对灯塔美国的崇拜与向往。比如这些句子:

“我青年时代就十分崇拜贝尔实验室,仰慕之心超越爱情。”

“中国人是省吃俭用,留给后代,美国人狂花乱花,广交朋友。中国人永远陷在中国人的圈子里,永远跳不进钱窝,在富裕的美国,仍然贫穷。”

颇有那个的味道。

在具体的公司运作上,华为也全面向美国学习。1999年,华为与IBM签了一个金额巨大的咨询合同,先后花了40亿学费,在组织结构、决策流程、财务监管等一系列架构领域进行改革。

在改革过程中任正非明确表示:“我们就是要买一双美国鞋,不合脚,就削足适履。不愿砍脚的人,你就到那边去做大脚女人,种地去,靠边站。”

随后,华为凭借着“管理制度、流程全面西化”、“遵从当地法律”、“遵从当地文化”这三大法宝,成为一家业务遍及170多个国家,拥有近20万员工的全球化巨头。

底色来看,任正非与张一鸣,华为和字节跳动之间,并没有任何区别。大家谈的都是技术全球化、企业世界化、社会多元化、经济市场化等自由商业的价值导向。

在张一鸣的第二封公开信中,“我们是全球公司,工作中要有火星视角”这样的表述为其带来了“火星公司”的嘲讽,但这样的说法其实正是“遵从当地文化”的变相表达。

真正拉开张一鸣和任正非差距的,并不在价值取向和本质判断。在相同的认知基座上,二者对残酷现实的认识和适应能力的不同,使得一个成为英雄,一个沦为“跪族”。

以华为的“备胎计划”为例,如果说华为笃信并全面拥抱全球化理念,且正处于中美关系的蜜月期,那么彼时推出这种“逆全球化”的备战方针,怎么看都有一种左灯右行的违和。

好比两口子过日子,一边说着“白头到老”,一边又针对离婚后的善后事宜推出了一揽子计划,让人不禁怀疑这哥们到底是不是真的相信爱情。

相比之下,张一鸣要“知行合一”得多。

他相信爱情。哪怕在对方将其掌掴并推出门外后,依然可以动情写下“这是在法(ai)律(qing)程序里的”。

在韩剧里,这样的女主角恐怕能赚足看官的眼泪。但商业世界中,傻白甜从来都不受欢迎。

02

如果说上述差异是战略水平和管理认知所导致的,那么接下来要讨论的内容,则从客观角度论证了字节跳动无法成为华为的现实约束。

首当其冲的就是股权问题。

企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钱,但有了大量的钱,谁还创业啊?

雷军。(划掉)

除了少数个例,大多数创业者都离财富自由有着很长一段距离。在这样的情况下,投资人和投资机构就变得异常重要。

在日常业务的执行中,创业者或许会有较大的影响力,但在重大事项或者较真论起所属权问题来,企业一定是属于广大董事和股东们的。

华为自有其特殊性。

1987年,任正非44岁,在经营中被骗了200万,被国企南油集团除名,曾求留任遭拒绝,还背负还清200万债。那一年,他创办了华为。

为了维持公司运营,任正非不得已连哄带骗洗脑员工,让大家把自己的钱拿出来给公司用,公司给员工发虚拟股,将来盈利了再还给员工。

出于这样的历史原因,华为奠定了特殊的集体股份制度。

目前,华为企业集群的核心企业有两家:成立于1987年的华为技术,和成立于2003年的华为控股。

华为技术主要是营业实体,根据当前公开披露的工商登记信息,华为技术旗下有至少20家控股或参股公司、14个分支机构,比如海思就在其中。它们分别从事生产、研发、服务等具体业务。

而华为控股则华为技术的唯一股东。主要功能是股权架桥。

华为控股上面,只有两个股东,任正非控股1.011%,另外的98.99%,则全部由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所把持。

工会成员就是所谓的“事业合伙人”,约有8万人。这8万名合伙人除了正常工资外,还可以获得额外的收益,一个是是固定的股票分红,一个是公司净资产的增值部分。

从中国《公司法》的严格定义来看,华为的员工股并不能算是标准化的普通股。华为对此也不否认,他们将其员工股称为“虚拟股”。

其中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股权与员工身份绑定,你在华为干就分红。不干了,离职了,股权就退回,公司回购,回头再卖给其他新加入的“奋斗者”。

在决策方面,明面上持股员工会选举代表来行使权力,但考虑到任正非的创始人效应和工会持股员工的流动性,可以说任正非对华为这艘大船有着绝对的控制。

反观字节跳动这边。从2012年天使轮起,该企业先后经历了7次融资。在其长长的投资者名单中,不乏红杉资本、海纳、老虎基金、泛大西洋资本等西方资本大鳄。

据透露,这些董事会成员和优先股股东均拥有否决权。而且字节跳动的债权人也有权否决公司的重大事项。

据晚点报道:“在当前字节跳动的公司治理结构下,创始人张一鸣对如何处理TikTok美国并无绝对的控制权。如果张一鸣和管理团队的决策损害股东利益,股东可以召集董事会罢免张一鸣,甚至提起诉讼”。

事实上早在2019年,股东就已经对拆分TikTok向张一鸣提出建议,希望让美国股东持有多数股权并引入战略合作伙伴,但这一提议最终被张一鸣否决。

在民众看来,字节跳动跪的太早。但它的股东却认为,正是因为迟迟不肯妥协才招来了这么大的烦。

股权结构的不同,将直接决定谁来决策,以及不同角色话语权的大小。

在2019年的风暴之中,任正非曾说过这样一段话:“我们是私有公司,下降几百亿美元对我们没有太大影响,我们的理想还是要实现的。上市公司主要注重短期利益,要看当期的财务报表,不敢长远投资,我们不同。”

下降几百亿美元没有太大影响。”任正非这句话中透露出的绝对掌控感,张一鸣想必会十分羡慕。

03

今年6月,印度政府出于“安全”考虑,封禁了59款中国应用,字节跳动的TikTok和Helo赫然在列。而在这之前,印度一直被字节跳动视为全球最重要的市场之一。

移动应用分析公司Sensor Tower数据显示,TikTok今年5月有1.12亿下载量,其中20%来自印度,比美国市场高一倍。

接近字节跳动人士称,过去几年,字节跳动在印度的投入超过10亿美金,如今旗下产品在印度市场几乎全部折戟,导致的损失超过60亿美金。他表示,这一金额极有可能超过了其余所有被禁公司损失的总和。

紧接着两月后又在美国发生了这样的事,避免印度式灾难的再次发生,很容易就成了字节跳动的第一反应。

说到这我不禁想起了那个笑话。

记者采访农民:“如果你有一百亩地,你可以捐给国家吗?” 农民答应得很利索。 又问:“如果你有一百万,你愿意捐给国家吗?” 农民同样表示愿意。 但当记者问到“如果你有一头牛”时,农民却不愿意了。 因为他真的有一头牛。

别误会,没有讽刺的意思。在中国,实用主义是贯穿全民的理性。哪怕是求神拜佛,我们都要跟神佛做做交易。财神要保钱,观音要送子,不灵的话,当场就要散买卖。

在这样的文化大背景下,我们确实可以大大方方问一句:一个全球化的字节跳动,到底代表着谁的利益?

在这个赤裸的问题前,字节跳动的全球化多么不容易,商业文明的进取与自由主义的价值高地,张一鸣的个人人品等一系列讨论,都被衬得苍白。

我们大多数人,就是没有一头牛。字节跳动在印度损失的60亿美金,即将在美国损失的更多亿美金,跟我们确实没有关系。

但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公民身份。

往前浅了说,字节跳动的过早妥协,直接损害了大众正在上升的民族自豪感。往深了说,套现离场之后的“火星公司”字节跳动,是否会真正反哺到我们的人民?

作为全球化的先行者和倡导者,美国已然证明了,自由全球化道路的最后,是那些全球化巨头和华尔街之狼们攫取了最大利益。

对美国本土民众来说,三十年前他们可以每周工作不到40小时,两个月薪水买车,一年的薪水买房。但如今他们却不得不面临失业和阶级滑落的现实。

而作为黑天鹅本鹅,代表着本土红脖利益的特朗普之所以能从盒子里被放出来,其背后也就是这个原因。

这个世界早已过了论证“全球化到底好不好”的初级阶段。都知道蛋糕会越做越大,但我们接下来要聊的是分蛋糕的问题。

华为回答了这一问题,进而获得了强大后盾。

今年7月,当英国正式宣布禁止华为参与本国的5G网络建设时,我们的外事人员第一时间对此提出严正警告,并在推特上写下“如果我们把中国当成敌人,那么他们就真的成了敌人”这样清晰的表述。

字节跳动能不能得到这样的撑腰?

或者说,在跪之前,张一鸣有没有对类似的力量庇护抱有幻想?

事实上,这就是上一个问题的一体两面。

“到底代表了谁的利益?”

写在后面:

“有坏人”,是最简单的二元认识。它可以帮助人们最便捷地达到自洽,但所到达之处往往不是真相。

文末留的问题也是一样。

关于“最多促进人民福祉”这一问题,张一鸣不是不想,而是不能。

在我看来,“代表谁的利益”一方面在于企业家的个人努力和格局与选择,但另一方面,企业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位置,天然就限制或决定了其发展的方向。

与华为相比,字节跳动的核心竞争力在生产关系中的所处位置要弱得多。关于此,我将在本周末,用几百字简单跟大家聊一聊。返回,科技大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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