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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卖矛盾无关情怀道德,三方利益平衡点究竟在哪?

admin 科技服务 2020-09-12 00:02:24 1 0

原标题:外卖矛盾无关情怀道德,三方利益平衡点究竟在哪?

从历史发展看,外卖是在社会原有资源分配之外诞生的一项服务,它创造了新的价值,也额外产生了成本。这块成本如何消化,本属于微观经济学的范畴,现在却被抬升到一种社会学和人口学的层面。因为最近的外卖舆论让人思考:有没有一套设计可以让快递小哥在收益、人身安全和交通秩序之间找到平衡点?

针对舆论批评,饿了么周三一早最先回应,称将在消费者端上线一个“愿意多等5分钟”的选项按钮,由用户决定是否勾选。美团则在傍晚时也做出回应,表示要整改。

枪打出头鸟。饿了么马上被指转嫁矛盾,将平台内部问题绑架到消费者道德方向上。我点(按钮)别人不点,是不是最后才给我送?这5分钟里快递小哥会不会再接一单,到我手里还是菜凉凉?

网友更多是好意,提前给产品经理画出“钻空子”的空间。这些潜在问题确实存在,但更多是技术问题,靠技术和算法去解决。也就是算法如何维护“老实人”的谦让,同时保证这“多出来的5分钟”确实用在了该用的地方?一个按钮背后,还需要更多技术迭代去支撑,不妨持续观察这个方案的后续实施情况。

抛开网友关于“情怀道德”的大量讨论,以下重点要探讨副标题中“为什么外卖矛盾是一个消费结构问题”。先明确一个观点:在行业激烈竞争、平台大力补贴、资本与投资者施加压力、外来劳动力供给充分、消费者快节奏工作的多方作用下,外卖行业的高速增长掩盖了对外卖成本的清晰认知。 平台、骑手、消费者三方将配送预期抬得过高,似乎让人人都认为从下单起30分钟内送到是应该的,但并没有为此支付对等的价格。平台调整店铺佣金、重新规划骑手线路,唯独不敢给配送费涨价。

一位网友说,疫情期间他在美国连续点了5个月外卖,算下来比平时去店里吃贵了一半左右。显然,额外的成本是由配送产生的。国外的外卖有这么贵吗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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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半部分是堂食,下面的是外卖

美国餐饮业咨询机构Pentallect给出了餐馆在堂食与外卖时的成本结构,在第三方配送场景下,配送费+包装费用的成本基本上占到单餐总成本的一半,此时商家平均利润为9.63美元,比堂食平均利润20.75美元减少了11.12美元。

这样的外卖成本结构导致了什么结果呢?我们来看美国餐饮外卖Grubhub与美团外卖的数据对比。从交易额的变现率到业务毛利率,国内外卖的利润空间明显低于海外同行,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已盈利多年。即便在这种现实局面下,在欧美叫一份外卖也要有足够的耐心才能享用,临到饭点儿了才想起下单,那只有等同事午休了才可能吃上,提前一个多小时下单是常态。

国内外卖业粗略统计有大几百万的配送员,再加上快递业,整体配送员突破1000万应该是保守估计的。这对缓解就业压力起到了很大作用,特别是在眼下的经济大环境下。这是外卖行业的社会价值所在。另一方面,尽管服务业劳动力成本在增加,体现较为明显的是家政、月嫂等领域,但对于技术含量相对很低的配送,仍然是“有的是人想干”的供需局面。

假设哪天国内的餐饮外卖平均配送费普遍涨到15-20元水平,也许能解决一些问题,平台可以拿多出来的一部分收入空间去改善骑手待遇、规范配送行为等等,但现在的消费结构和人口结构还无法支撑这个设想。一来,我点30元的餐,肯定不愿意付15元的配送费,起码要100元以上才可能考虑;二来,站点或平台可能会把这笔涨价截流,没有作为改善的成本,而变成了利润,反正“有的是人想干”。

但平台目前最不敢得罪的就是消费者,在激烈的竞争中更不敢冒然给配送费提价。为摊薄成本,只能从规模效应上做文章。当消费者对外卖这项服务的第一诉求是快时,平台算法和配送员的目标都会聚焦在更快上。但说实话,如果没有匹配与这项服务更为对等的价格,那服务质量的改进、骑手状况的改善从何而来?

目前,国内餐饮外卖消费场景主要集中在工作餐上,多数人为快速填饱肚子,而不是改善型用餐。以火锅这个细分品类为例,比较知名的提供外卖服务的有海底捞和呷哺呷哺,根据各自年报,海底捞2019年外卖业务营业额为4.5亿,总收入占比1.7%,增速39%;呷哺呷哺2019年外送销售额占集团总收入5%,计算约为3亿元。两家加起来全年的外卖交易额为7.5亿元。2019年整体的餐饮外卖交易额是多少呢?易观数据是7274亿元。也就是说,火锅正餐外卖的代表商家海底捞和呷哺呷哺的份额占比只有0.1%。外卖消费的更多还是快餐、速食。

像达美乐披萨这种标准化程度很高的店,很少看到他们的配送员风风火火的,相对更规范化,那是因为消费者的高客单价支撑了一部分配送成本,且配送费比第三方平台收取得高一些。但另一方面,也有不少像肯德基等洋快餐的配送员因追求更高的收入,跳槽去送美团或饿了么的单,运力供给侧的诉求表现出较大差异性。

不可否认,在一个工作时段内多挣点钱是很多配送员的第一诉求。但若像一些网友说的,从我做起并呼吁不点外卖、少点外卖,以减轻配送员负担,结果可能导致平台失去规模效应,单位成本增加,大量配送员单量减少、甚至失业,被重新分流到社会,成为一种潜在隐患。这可能也不理性。

国内外卖快速发展到今天,没有回头路可走。很多消费者已经养成了叫外卖吃饭的习惯,对于一部分人是因为工作迫不得已,对于另一部分人是一种“瘾”。平台动了商家的主意,动了骑手的主意,还剩下谁?消费者。针对运力资源、定价和平台算法,似乎到了该“分层处理”的阶段,然而没有平台敢贸然对配送费做出调整,需求端的任何一个细微变动都是非常谨慎的,动辄就会招致一片骂声。这么看来,给用户一个主动选择的按钮,给需求端增加更多选择,也是一种探索和尝试。返回,科技大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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